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己及人、兼听则明的理念智慧，启示司法断案应注重倾听各方意见、兼顾社会公平正义，同时坚守依法裁判的底线。检察机关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，组织召开听证会，围绕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等问题听取听证员及各方参与人的意见，有助于落实人民群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确保案件处理让人民群众可感受、能感受、感受到公平正义。检察听证作为发端于本土的制度创新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“民惟邦本”的治理理念、“和而不同”的议事智慧，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，值得包括检察听证在内的检察履职引为镜鉴。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“以和为贵”理念，为检察听证锚定了人本主义价值坐标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、求大同的时代价值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”。考察中华文明史，“老子、孔子、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、下穷地理，广泛探讨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……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，如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者爱人、与人为善、天人合一、道法自然、自强不息等，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。”中华文明推崇以民为本的和谐秩序，主张天下是天下人共享之天下。“和”在古汉语中主要是指“和睦”“协调”“调和”。我国古代国家形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家国同构。“家国同构”涵养了中华民族团结和谐、仁爱友善的天下主义情怀。《论语》提出的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强调礼具有换位思考、推己及人的功用，能使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顺。如果说，检察听证的方法在乎“听”，其原则无疑在乎“和”。从某种意义上看，“法律是一个解释性概念”。解释的过程也是司法参与过程，客观要求司法机关处理涉案矛盾纠纷时全面充分听取各方意见，把疑难复杂案件的司法处理建立在广泛民意基础之上。实践中，应坚持“应听证尽听证”，推动检察听证全覆盖，着眼检察听证在促进和谐稳定和拓展检务公开两个方面的功能价值，进一步规范和改进听证程序，探索职能部门在线发起、审批，听证员在线智配、邀请，听证结果在线反馈、落实等配套制度机制。紧扣“接受监督”这一实质内涵，运用数字信息手段提升听证效能，推动检察听证向智能化、网络化、规范化方向迈进。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“实质正义”的深层追求，为检察听证注入了实践理性智慧源泉。传统中国的正义理念更侧重精神、价值层面的亲历感知。中国古代将法律视为人为的规范体系，奉行民本主义。“以民为本”“抑强扶弱”，可谓中国古典正义论的核心内涵。与我国历史上的“大一统”观念相因应，中华法系的“讼狱”制度强调借助加害方的真诚认错悔罪，缓和当事人之间的情感对立，尽可能以调解、和解方式处理民间矛盾纠纷。现代社会，司法作为实施法治的关键环节，无疑需要以大众理性与司法专业理性良性互动，满足民众的实质正义需求。作为客观、中立的第三方，听证员的意见对于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案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听证员实质参与案件听证审查，发表有理有据的听证意见，需要一定的司法亲历作为现实基础。为此，应立足听证办案系统和数据分析系统的一体化检察听证工作平台，在听证前认真整合、及时推送相关信息资料，为听证员“听”清楚、“证”明白优化基础服务。对于拟进行听证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，可在不违反保密制度的前提下，通过听证员“到现场”把案件“现场”与听证“会场”衔接起来，让检察听证更接地气更具实践基础。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“兼听则明”辩证思维，为检察听证拓展了重叠共识的获致路径。“良法善治”是法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标识性概念。其中，“良法”是前提，“善治”是枢纽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“法”，兼有法度、章法、情理等寓意。中华法系中的“法”讲求行动性、变革性、适应性，又在“奉法者强则国强”的深刻认知上展现出独到的智慧。西周经过系统“制礼”，礼俗也具有法的作用。荀子主张的“隆礼重法”，在狭义层面带有道德教化成分，但又不止于道德教化。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提出“礼以行义，义以生利，利以平民，政之大节也”，其中已然带有儒法融合、多元共治的现实考量。作为中华智慧结晶的“兼听则明”，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《管子·君臣上》中的“夫民别而听之则愚，合而听之则圣”。意思是，对于民众的意见，满足于个别听取则难以走出蒙昧愚钝；只有全面而综合地听取，才能达到明察秋毫的至境。“兼听则明”的古训，内在要求司法办案坚持从实际出发、实事求是，善于听取、虚心接受民意民愿。新时代检察听证的多元化主体结构和推进流程，不仅充分体现正当程序原则，而且与“重证据、重调查研究、不轻信口供”的核心证据原则高度耦合。现代社会语境下，“实质正义”与体现不同参与主体平等交互协商而实现的正义，以及基于“任何人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”“任何人为自己的辩护应当被充分听取”原则的正义是相辅相成、互为条件的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上述三种正义为司法与社会之间经由“沟通”“交往”生成“重叠共识”提供了现实路径。这势必要求司法机关把握历史性与现实性、继承性与发展性的辩证统一，立足实事求是、群众路线、独立自主，把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落实到检察听证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“原情司法”精神，为检察听证涵养了广泛听取意见的勇气和胸襟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指出，“司法实践中，并不是每个案件都能轻轻松松查清看懂弄透，有的事实证据扑朔迷离，有的法律界定争论不一，有的法理情存在冲突。”“原情司法”作为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形成的核心理念，其通俗表达即“法不外乎人情”，强调法律条文和法律精神以人们彼此间的自然感情为纽带，追求天理国法人情一体衡平。其在司法维度，强调法律与人情发生冲突时，司法官不仅要循法而动，还应充分考量人道和人伦。伴随时代发展，“原情司法”中的“情”也处于流变之中，现代司法所“原”之“情”，不仅包括显性的涉案人际人伦等个人情感，而且包含隐性的社会关系、社会情态所承载的社会情感。检察听证通过以案释法、举案明法的方式，推动个案审查由封闭走向透明。对于疑难复杂案件，在检察机关作出司法裁量前引入听证程序，让听证员及各方参与人的情感、意愿、诉求得到充分表达，有助于克服检察权行使中可能出现的简单、机械、先入为主、顾此失彼等问题，提升检察司法公信力。检察听证具有很强的情境性，听证员作为案件公开审查的基本主体，能否全程身到、心到、情到，真正听细、听准、听透，作为听证发起者的检察官现场释法说理尤为重要。为此，在检察听证中，要以“三个善于”和“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”为指引，既要把案情事实有理有据阐述清楚，更要把抽象的法律适用演绎成“如我在诉”“将心比心”的人文表达，让听证员和各方参与人能够“听”明白、“证”清楚、有确信。我国检察听证制度广泛吸纳人民监督员积极参与，有助于在重大案件办理过程中同步落实司法参与和人民监督。持续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与检察听证制度对接融合，努力促成“1+1>2”的叠加效果，应遵循“法律型、专业型、社会型”相统一的听证员库建设原则，优化入库听证员知识结构、人员结构，将人民监督员纳入听证员库加以统筹。

［作者单位：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。本文系浙江省人民检察院2025年度检察理论研究重点课题《传承“政法”文化坚定检察政治首位性的理念与路径研究（ZJDY202502）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］